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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复议申请书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xx县xx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xx，男，职务乡长
申请人：xx县xx乡xx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xx，男，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申请人：xx县xx乡xx村三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申请人：xx县xx乡xx村x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申请人：xx县xx乡xx村xx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申请人：xx县xx乡xx村x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申请人：xx县xx乡xx村八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申请人：xx县xx乡xx村九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申请人：xx县xx乡xx村x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被申请人：xx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xx，男，职务县长。
第三人：xx县xx乡xx村一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第三人：xx县xx乡xx村二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第三人：xx县xx乡xx村四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第三人：xx县xx乡xx村十一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第三人：xx县xx乡xx村十二组
代表人：xx，男，该组组长
请求事项：
1、依法撤销xx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8月2日作出的xx府处[2011]xx号《xx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
2、依法确认争议的“xx林场”土地权属归属xx县xx乡xx村民委员会全体村民集体所有。
事实与理由：
xx县xx乡xx村第1、2、4、11、12村民小组（下统称第三人）与xx县xx乡人民政府、xx乡xx村民委员会、xx村第3、5、6、7、8、9、10村民小组（下统称申请人）争议的“xx林场”土地权属，xx县人民政府（下称被申请人）于2011年8月2日作出黎府处[2011] 6号《xx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下称《决定书》），该《决定书》将争议的“xx林场”土地权属划归第三人所有，并于2011年8月29日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认为，《决定书》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其处理决定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
一、《决定书》采信争议山林土地权属依据错误，违反法律规定
1、被申请人“查明事实”，属自行编造。
被申请人在其《决定书》第5页倒数第5行至第6页第5行“查明事实”：申请人（指复议案第三人）提交的1983年10月3日制定的《乡规民约》，是在林业“三定”期间xx公社管委会经召开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党员和群众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的（有证人证言和时任xx公社干部的调查笔录佐证）。因此，该《乡规民约》应作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
被申请人的上述“查明事实”纯属子虚乌有，自行编造。1983年时期的xx公社作为最基层的人民政府，其所召开的任何会议，毫无疑问会有《会议记录》，如果就其管辖内的涉及农村集体权利义务的事项制定《乡规民约》，必先在该次会议上首先形成《会议纪要》，这是常识，也是政府机构的工作程序。同样作为一级政府的被申请人，基层政府的工作程序不可能不知道，对1983年时期xx公社召开会议并讨论通过制定的《乡规民约》，用“证人证言”及自行“调查笔录”形式来加以证实，而不是拿出当时的《会议纪录》或《会议纪要》来进行证明，实在是荒唐之举，其编造事实显而易见。
被申请人之所以会自行编造这个《乡规民约》出台的过程，无非是想说明《乡规民约》程序合法，可被申请人用以佐证《乡规民约》程序合法的“证据”（即证人证言和调查笔录），根本就不具有证明效力。政府机构的某一次重要会议并讨论通过关系“民生民权”事项的决议，用“证人证言”和“调查笔录”形式来证明，这是被申请人在行政管理工作上的“独创”，这种“独创”性不具有任何法律依据。
2、《乡规民约》有违反法律规定内容，该部分内容属无效约定。
被申请人确认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乡规民约》，如前所述既无证据证实其制定程序合法，同时该《乡规民约》就争议土地权属进行确权的内容是无效的，该内容违反了法律之规定：⑴《土地管理法》第11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⑵《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林业行政部门对国家和集体所有、单位和个人使用的林地进行登记，颁发林权证，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
上述《土地管理法》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相关条文之规定，非常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集体所有、单位和个人使用的林地），其所有权的确认权为县级人民政府，乡级人民政府无权确认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属。《乡规民约》性质上属于乡（镇）村农民集体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约定，岂能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确权划分。被申请人不是不懂法，但偏偏要将《乡规民约》违法内容部分认定为处理争议土地权属的有效证据，这说明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申请人徇私枉法；一是被申请人不依法行政是其常规。
3、被申请人采信《乡规民约》作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1条、第13条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可知，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林地权属管理实行登记发证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林业行政部门对国家和集体所有、单位和个人使用的林地进行登记，颁发林权证，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上述法条之规定说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县级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所有权证、山林权证书等，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确认权属的合法依据。被申请人无视法律规定，将具有违法内容的《乡规民约》认定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显然违反法律规定。
二、《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决定书》依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和第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本案“土地权属争议”的实体处理，适用法律错误。
1、《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是属于山林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决定书》适用该法条并无不当。
2、《决定书》适用《条例》第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
《条例》第十九条的适用前提条件是“尚未取得林权证或者对林权证有争议的”，而申请人与第三人就本宗土地（即xx林场）权属争议，并非是没有任何一方取得林权证，申请人之一的xx乡人民政府已经取得林权证，即1983年10月28日黎林权字第1号《xx县山林权所有证》（下称《山林权证》）。只要申请人的《山林权证》没有被依法撤销，依据《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该山林权证书就是首先应当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处理林地权属争议的证明材料。
本案申请人与第三人对申请人（xx乡人民政府）持有的由被申请人颁发的《山林权证》并不存在争议，是被申请人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而单方面在个案中认定《山林权证》为无效证据，进而认定不能作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证据。被申请人将《山林权证》排除为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其行为结果——《决定书》则必然是违反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其将自己颁发的《山林权证》，认定为系“擅自填发本府事先盖好章的所有权证”（见《决定书》第6页第14行）实在荒唐，这种不按法律程序、毫无根据地否定自己颁发的《山林权证》行为，当然是一种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而违法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则必然错误。
3、被申请人认定《山林权证》，不能作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证据，导致《决定书》适用法律的错误。
《决定书》第6页认定《山林权证》只能证明“xx林场”的林木所有权归xx公社集体所有，不能证明“xx林场”的土地权属归xx村集体所有。同时《决定书》还利用若干“证人证言”形式说明填发《山林权证》，不是为了明确土地权属问题，目的是发展林业，保护森林及造林成果，保护集体财产不受侵犯。
申请人认为，作为一级政府的被申请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对事实的认定，居然无视法律规定而信口雌黄。不论是土地管理法，森林法以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无不规定《山林权证》就是土地权属的证明材料和确权依据。申请人xx乡人民政府持有“xx林场”的《山林权证》，在该山林权证书没有被依法撤销之前，“xx林场”林木林地的所有权人就是xx乡（仅包含xx村和九龙村）集体所有，申请人xx乡xx村民委员会系xx公社下辖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村民是“xx林场”土地权属人乃名正言顺理所当然。而被申请人颁发的《山林权证》，依照法律规定就是土地权属依据，而非如被申请人所声称的填发该证书的目的。由此可见，正是被申请人多处表现违法认定事实，才导致其对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决定书》认定事实有误，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申请人请求复议机关审慎审理，依法撤销该决定，而不是简单的维持了事，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决定变更，重新正确认定争议的“xx林场”土地权属归属xx县xx乡xx村民委员会全体村民集体所有。
此致
xx人民政府
申请人：xx县xx乡人民政府
xx县xx乡xx村民委员会
xx村x、x、x、xx、xx、村民小组
201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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